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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办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件，应当根据具体情节、后果、社会危害程度，以及上游犯罪的性质、危害后果等全面审查，决定是否追诉。认定“明知”时，应当结合行为人的职业性质、认知能力、赃物形态、收购价格、所获收益等综合判断。认定“情节严重”时，不能简单地以收赃次数作为判断标准，应当结合行为人的故意内容、收赃次数、赃物价值、持续时间、犯罪对象、危害后果，以及上下游犯罪的量刑均衡等综合判断。
在“两队一室”改革中，城北派出所做精“综合指挥室”，设指挥调度组、视频打击组，负责警情分流、指挥调度、分析研判和案件侦破。郑作道介绍，目前通过一段时间的改革，该所推行的“综合指挥室、案件办理队、社区警务队”改革模式初显成效，其中“综合指挥室”不仅为案件办理队打击违法犯罪提供有力支撑，还能更好地指导社区警务队精准处置一些矛盾纠纷和求助的警情。
澎湃新闻注意到，《通知》对于学校规范办学的监督和问责机制的建设，提出明确的要求。一方面，健全对学校办学的监督机制。明确监督主体，教育主管部门之外，学生家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社会各界对于学校办学行为均有权进行监督；增加监督力量，充分发挥家长委员会监督作用，建立特邀监督员制度，加强日常监督；畅通监督渠道，各地教育行政部门畅通规范办学举报电话、邮箱、网络平台等受理渠道，建立曝光台，对学校违法违规办学行为，在依法依规处理的同时，通过曝光台公开通报批评。另一方面，强化对教育部门和中小学幼儿园的问责制度。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办学行为监督管理不力、履职尽责不到位的，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应予以严格督办问责；中小学幼儿园有违法违规办学行为，要依法依规惩处，并对责任主体严肃追责。
对此，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副院长、教授金志峰指出，实施清单管理，可为学校办学治校立标尺、明规矩，拉直规范红线，筑牢制度堤坝，有效推动办学治校循规律、明底线、守规则。《通知》秉持法治原则，坚持依法治教，将各类教育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政策文件中以学校为行为主体的禁止性规定列入规范管理负面清单，提出十二项“严禁”，范围覆盖学校办学治校各个方面，这些“严禁”并不是新政策、新要求，而是以底线标尺的形式重申，提醒地方、学校、教师进一步重视，并抓落实、见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