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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旭认为，海西州中院“通报”称相关案件属于“四类案件”，上级法院可以进行“指导”。然而，对于公众关心的“指导内容”和如何指导，则只字未提。如果像律师拍照所显示的海西州中院刑庭庭长对下级法院正在审理的案件提出“打断”、“硬气点”，则属于“手把手”“指示”而非“指导”。这让“审级监督”关系，异化为上下级法院之间的“领导”关系。
此外，石中英进一步指出，基础教育规范管理负面清单中所列举的禁止性行为，都不是今天才有的，而是存在很长一段时间了。以往教育部门出台的许多政策也都对这些禁止性行为说“不”，但是显然并没有能够有效地解决问题。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就在于，这些禁止性行为的发生，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些原因甚至不是来自中小学校幼儿园内部，而是有其深厚的社会成因，像提前开学、延迟放假，利用节假日、寒暑假组织学生集体补课这类行为甚至是在家长强烈要求下发生的。因此，要真正将基础教育规范管理落到实处，取得实效，也需要综合施策、多措并举、标本兼治，光向学校提要求是不够的。
记者注意到，案例一明确，对“多次盗窃”的案件，要结合行为人实施盗窃的动机、目的、时间、地点、手段、对象、数额等情节综合判断是否认定为盗窃罪。案例二明确，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应当审查行为人是否属于“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如果行为人与他人之间实际上存在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纠纷，且并没有从实质上改变原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纠纷的，不认定为虚假诉讼罪。案例三明确，办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件，应当根据具体情节、后果、社会危害程度，以及上游犯罪的性质、危害后果等全面审查，决定是否追诉。案例四明确，办理涉卖淫刑事案件时，对场所经营者辩解不知场所内有卖淫活动的，应当综合全案证据分析判断。对于场所经营者为卖淫活动提供场所的同时，还对卖淫活动有管理、控制行为的，应当认定为组织卖淫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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