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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乐际强调，两国立法机构长期保持友好交往传统，这是中印尼高水平战略互信的重要体现。中国全国人大愿继续同印尼国会开展多层次、多领域沟通交往，深化立法机构高层、双边友好小组、专门委员会、工作机构间交流，鼓励妇女、青年代表和议员交往，围绕法治建设、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生态环保等开展交流互鉴，更好服务各自国家经济建设和现代化进程。双方要在各国议会联盟、二十国集团议长会议、亚洲议会大会、东盟各国议会间大会等多边机制下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一）人民检察院办理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发现行政机关未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给付时间为烈士子女发放生活补助，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未予纠正的，应当依法监督。我国宪法对国家和社会抚恤烈士家属作了明确规定，国防法、烈士褒扬条例、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等作了具体规定。给予烈士子女定期生活补助是落实我国抚恤优待制度的重要体现，行政机关应当主动履行调查核实相对人情况、确定给付对象等职责，按照政策规定的给付起始时间和标准及时履行给付义务，不因相对人知悉政策、提出申请的时间有所区别。抚恤对象认为行政机关没有依法支付抚恤金的，应当先向行政机关提出，行政机关拒绝给付或者不予答复的，该抚恤对象有权提起行政诉讼。抚恤对象因不了解有关规定，迟延提出行政给付申请的，行政机关应当补发行政给付决定作出前抚恤对象应当享受的抚恤金待遇。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错误确定给付起始时间的行为未予纠正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提出监督意见。
内蒙古自治区检察院第七检察部主任孙璐怡在答记者问时表示，行政机关向烈士子女发放定期生活补助属于一种行政给付。行政给付都需要相关单位审批后，才开始发放。但是，也存在如养老保险金、烈士子女定期生活补助等特殊类型的行政给付，是相关部门审批通过后，以相对人符合条件的时间作为发放起始点。也就是说，对于从符合条件到审批完成期间应当享受的给付待遇，相对人可以向相关部门申请补发，相关部门也应当依职权主动发放。
长期以来，我国法学院校中从事药品法研究者可谓寥寥无几，但真实世界的学术命题和实践课题却无穷无尽。“如此重要的国计民生领域，如果没有学者坚持深挖，如何回应现实真问题？”宋华琳坦言，中国药品法治一直“在路上”，自己之所以从事药品法研究，或有使命感的因素，希望能够继续深耕，“我不敢说自己能做多少，但争取每年多少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