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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必须有分析、有鉴别地吸收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合理因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新成果，我们要密切关注和研究，有分析、有鉴别，既不能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也不能搞全盘照搬。”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集中对资本主义进行文化批判。比如，西方马克思主义依据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理论，根据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些变化，把西方的社会危机理解为西方现代性的危机，把西方现代性的危机又理解为一种深层的文化危机，由此展开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而且这种文化批判贯穿在政治、经济、日常生活等基本领域，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批判理论。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甚至在某些方面偏离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但它对资本主义社会大众文化的分析，对资产阶级文化霸权的批判，对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强调，能够启发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西方现代化及其文化的本质特征，同时也能够启发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及其文化形态的世界历史意义。
玻璃性能的不同，使得研制生产几乎又要“从头开始”。玻璃液的黏度跟以前不一样，铁含量低，玻璃透光率高，原来设计的一套东西就难以适应。经常是原料投不进去，熔化后又到处都是玻璃液，板拉出来质量没有保证，每一步都充满挑战。
新京报讯（记者张静姝）未成年人小王在父母离异后跟随父亲生活，实际由爷爷奶奶照顾日常生活起居。小王父亲去世后，爷爷奶奶无法正常抚养小王，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8岁的小王由其母亲李某直接抚养。近日，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根据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支持了两位老人的诉讼请求。新京报记者了解到，原告王某林、孙某芝系王某新父母，被告李某与王某新原系夫妻关系，并育有一子小王。2018年，李某与王某新经法院判决准予离婚，小王由父亲王某新直接抚养，李某每月支付抚养费700元，王某新的父母王某林、孙某芝帮忙照顾小王的日常生活起居。2023年3月9日王某新去世，小王跟随王某林、孙某芝共同生活至今。王某林、孙某芝年事已高、体弱多病，无法正常抚养小王，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小王由其母亲李某直接抚养。该案中，王某新与李某离婚时，法院判决二人之子小王由王某新直接抚养，现王某新去世，李某作为小王的母亲对小王负有法定抚养义务。结合当事人陈述及案查事实，现有证据未能证实李某不具备抚养能力，并且小王已满八周岁，其表示愿意跟李某共同生活，应当尊重小王的真实意愿。李某虽称以其目前的经济条件没有能力抚养小王，但是经济条件只是衡量抚养条件优劣的因素之一，并不是判断抚养能力的唯一标准，王某林、孙某芝作为小王的祖父母，暂无抚养未成年孙子女的法定义务，并且二人在抚养条件上相较李某而言并不具有显著优势，故李某不得以抚养条件欠缺为由拒不承担法定的抚养义务。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从父母对子女的抚养义务、子女对父母的情感需求以及小王的生活、教育实际情况等因素考虑，小王跟随母亲李某生活更为适宜，最终法院判决小王由李某直接抚养。顺义法院表示，父母是未成年子女当然的、法定的监护人，对于未成年人而言，父母在世且具有监护能力的，应当依法履行监护责任，尽到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教育和保护义务。在处理抚养、监护问题上，法院坚持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一方面，孩子已满八周岁的，充分听取并尊重孩子的真实意愿。另一方面，要判断双方是否具备抚养能力，孩子自愿跟随母亲生活，母亲在人品性格、身体健康、经济状况、生活习惯等方面没有明显不利于未成年人成长的不利因素，应当视为具备抚养能力，李某不得拒绝履行抚养义务。最后，结合孩子的学习生活实际，小王正值青春期，学习、生活、心理、生理等各方面均需要监护人重点关注、加强教育引导，但爷爷奶奶年事已高、无力管教，而父母作为实施家庭教育的第一责任人，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据悉，此案审理过程中，李某曾以经济条件不好、管不了孩子等为由，不同意回到孩子身边共同生活，承办人从法理到情理，循序渐进对李某进行劝导，提示她父母拒绝或怠于履行法定监护职责侵害未成年子女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告诫她切实承担起作为母亲的职责，尽己所能将孩子抚养成人，避免监护缺位影响孩子健康成长。本案判决作出后，李某未提起上诉。编辑 彭冲 校对 贾宁
从这个角度看就会理解，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提出望山见水、记得住乡愁的新型城镇化，为什么乡村振兴必须是包含人才振兴、文化振兴五位一体的。经历了前期城镇化的过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明白，乡村的振兴，并非不断地“拟城化”，而是要在现代语境下重塑自身不可或缺的价值；城乡一体化的目标，不是要平铺城市生活，而恰恰是要在文化上形成差异化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