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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劳动权益的事，检察官能管吗？”在某建筑公司上班的杨女士在明确告知公司其怀孕4个月的情况下，仍被公司辞退，无奈之下她拨打了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电话投诉。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会同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布的保障妇女儿童权益典型案例中，有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邕宁区人民检察院办理的这起保护“三期”（即孕期、产期、哺乳期）女职工特殊权益行政公益诉讼案。
2019年，最高检结合相关办案调研发现，当前查办金融犯罪特别是涉众型金融犯罪，不仅动用大量行政资源、司法资源和社会资源，而且犯罪造成的损失往往难以挽回，极易引发群体性事件。为此，最高检向中央有关部门发出了“三号检察建议”，与相关部门一起强化源头治理，促进有效监管精准跟上、落实，努力把违法犯罪风险和危害消除在萌芽状态。
为什么各地差别比较大？关键就是看检察官是否积极努力、克服困难做好工作。适用认罪认罚程序，在审查起诉阶段实际上给检察官增加很多的工作量，包括以事实、证据、法律及有关案例教育、引导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这一工作，以前是诉至法庭后，主要由法庭去做。同时，还须请律师参与、阅卷，共同协商，达成一致，对检察官提出的量刑建议，与嫌疑人都予认同。同时还要做好被害人方面的工作，形成谅解、认同。这些工作量大、事难。从认真贯彻国家法律、实现公正和效率、真正化解矛盾，特别是履行好检察机关职责的角度出发，最高检提出适用率要达到70%左右。经过各地的努力，目标基本达到，不少地方到2019年12月份，单月全国的平均适用率达到了80％，2020年以来平均适用率已经达到了85％。比较高的适用率是可以实现的，这是基于我国刑事案件的实际情况、结构，在司法实践中提出的合理的目标要求。
位于昌吉市的天鹅小镇，有500多户游牧民定居。李强来到这里，走进群众家中，细致询问住得好不好、收入怎么样、看病和孩子上学是否方便等。李强说，要多措并举带动群众就业增收，办好民生实事，传承发展民族文化，促进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团结互助，生活越来越好。李强勉励当地干部继续抓好基层治理，更好服务群众安居乐业、维护社会和谐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