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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被告人虞某荣因犯流氓罪被判刑。1997年刑满释放后，虞某荣先后结识了被告人吴某龙、王某成等人。2002年以来，虞某荣、王某成先后网罗了被告人戴某松、高某昌、杨某江、来某维、华某平等刑满释放人员和社会闲散人员。2009年9月，虞某荣、戴某松、王某成等人合谋，有组织地强迫杭州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转让股份，强行入股某房产项目，非法获利4180万元，在杭州市滨江区一带确立强势地位。后虞某荣、戴某松成立杭州某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开始涉足土方、市政等工程领域，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在工程、土方领域建立非法秩序，攫取非法利益，逐步形成了以虞某荣、戴某松、王某成等人为组织者、领导者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一是有共同的家族利益。三人基于父子关系共同维护家族利益。曾某雄作为家族的核心，利用其社会影响力和经济实力为曾甲和曾乙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三人对外分工协作共同壮大家族势力。如在组织形成的标志性事件员瑾村聚众斗殴案中，曾某雄为推进土方工程，纠集儿子曾乙、外甥李某东、包乙明等持械与对方斗殴，由此曾某雄及其家族成员在工业园区建立起强势地位。此后，曾某雄为攫取更大经济利益成立的远信系公司，也多由其儿子曾乙、曾甲、外甥李某东、李乙明挂名或参加管理，其外甥包乙明也利用某系公司非法影响力经商，反映出其内部是以家族血亲关系维系共同利益。在曾甲、曾乙等人组织多名组织成员为组织利益或插手他人纠纷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中，均由曾某雄出面帮助解决善后、予以资金支持和协调关系，帮助曾甲等人逃避惩罚。
该黑社会性质组织通过大量违法犯罪活动，非法控制杭州市滨江区一带的土方、市政绿化、土建等工程，干扰他人正常生产、经营、生活，在当地造成恶劣影响，严重破坏了当地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破坏了公平竞争环境；采取暴力、“软暴力”手段，非法逼讨债务，为非作恶，称霸一方，对当地群众形成心理强制、威慑，致使合法利益受损的群众不敢举报、控告，严重扰乱当地社会生活秩序；实施骗取贷款、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等犯罪行为，造成国家巨额经济损失，严重扰乱当地经济秩序。该组织还通过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为其提供庇护，使其逃避打击，坐大成势，严重破坏了政府公信力和司法公正。
（二）依法认定强迫交易“情节特别严重”，做到罚当其罪。工程建设领域涉黑组织为维系运转、豢养成员，需要不断承揽工程建设项目，以攫取源源不断的非法经济利益，达到“以商养黑”目的。一旦通过正常的市场竞争行为无法承揽工程项目，往往需要借助暴力、威胁等手段进行强揽。根据刑法第226条强迫交易罪的立案标准，强迫交易三次以上或者强迫三人以上交易的，强迫交易数额一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二千元以上的，属于强迫交易“情节严重”的情形之一。本案中，该组织于2013年至2018年期间先后实施强迫交易6次，涉及金额3000余万元，已达到强迫交易“情节严重”的标准，但是否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存有疑问。现有司法解释暂未明确强迫交易行为“情节特别严重”的具体情形，司法办案中对此也认识不一。检察机关审查认为，认定强迫交易行为是否属于“情节特别严重”情形，应结合强迫交易次数、涉案金额、违法所得数额、作案手段、持续时间，特别是对市场秩序的破坏程度，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作出整体评价。办案中，重点审查：一是强迫交易的次数及数额。强迫交易的次数及数额是能够直观评价其行为严重程度的要素，如个别省份根据实践总结明确了以“情节严重”数额标准的10倍以上或者强迫交易10次以上作为“情节特别严重”情形之一。二是犯罪手段恶劣程度。重点审查在强迫交易过程中是否直接使用了暴力、是否导致他人受伤、是否组织多人实施以及是否长期对他人实施暴力、威胁等。三是破坏市场秩序程度。强迫交易罪作为扰乱市场秩序类犯罪，是否控制当地行业市场或者对市场氛围有重大影响，是衡量该行为社会危害性的重要方面。经审查，本案中，该黑社会性质组织强迫交易及违法所得数额超“情节严重”标准1000倍以上；在相关项目土石方工程中，通过发放“出场费”，煽动当地几十名村民到现场阻工闹事，堵门阻工前后长达一个多月，致使工程项目进度严重拖延，性质极其恶劣，社会影响大；实施的6次强迫交易犯罪时间跨度长达5年，范围涉及洋湖街道多数商业项目土方工程，造成当地土方工程没有该组织同意或参与就无法顺利实施、其他单位或个人也不敢承揽的非法控制局面。其涉案金额大、持续时间长、涉及范围广、社会影响恶劣，应当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人民法院采纳了检察机关有关“情节特别严重”的指控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