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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沈阳市进一步完善未成年人法律援助网络，推动在有条件的教育、民政、团委、妇联等单位和校园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点，充分发挥法律援助机构、法律援助工作站点的职能作用，为未成年人提供法律援助、法律咨询、法治宣传、转介引导等服务。公证、司法鉴定机构为经济困难的未成年人办理公证、司法鉴定业务，按照有关政策予以费用减免。同时，择优选聘65名具有相关领域法律实务经验且熟悉未成年人法律业务和身心特点的律师，组建“沈阳市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律师服务团”，经相关培训后，专门承办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案件并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进行集体讨论。
宋华琳：行政程序立法尚未形成统一完备的体系，公众参与、专家咨询、说明理由、听证等关键制度也缺乏统一的规范。此外，行政裁量权的基准制度需要进一步细化，包括量化本地区各行政执法行为的裁量范围、种类和幅度，并公开对外。同时，需要全面梳理、规范和精简执法事项。在行政执法中，如何认定事实、适用法律也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我们将反腐败斗争与深化政治监督紧密结合融合，办案过程中一旦发现妨碍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的突出问题，绝不放过、穷追不舍，努力做到查处一案、革除一弊，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第十二审查调查室党支部副书记曲直说。
长期以来，我国法学院校中从事药品法研究者可谓寥寥无几，但真实世界的学术命题和实践课题却无穷无尽。“如此重要的国计民生领域，如果没有学者坚持深挖，如何回应现实真问题？”宋华琳坦言，中国药品法治一直“在路上”，自己之所以从事药品法研究，或有使命感的因素，希望能够继续深耕，“我不敢说自己能做多少，但争取每年多少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