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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近代中国，由于“先生”概念的自身演变趋势和西学东渐的时代大变局，以上两种含义的冲突日益加剧。一方面，西方“mister”的翻译和传播，给“先生”概念带来全新内涵，性别因素完整渗入“先生”概念谱系中；另一方面，国民政府在性别平等和政治平等的诉求之下，赋予“先生”概念“民间普通称呼”的政治地位，官方承认这一概念“男女皆可用”。
文章认为，晚清时期由西方汉学家建构起来的“miser”与“先生”的互译联系，虽然1949年之后在我国内地一度消亡，但在港澳台地区依旧盛行。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作为“mister”对译的“先生”概念再次从港澳台地区回流。随后，“先生”概念指涉范围日益膨胀，逐步瓦解“同志”“师傅”在男性称谓上的统摄地位，“成了对男性公民的第一位的称呼语”。“先生”席卷中国并隐然成为社会主流和共识，既是改革开放后多元化社会对新称谓的诉求，也是“新政治的春风催发的一粒词汇的芽粒”。而根植于传统的“男女皆可用”的“先生”概念则被迫居于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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