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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以劳动者上下班途中遭受的交通事故伤害“不能认定非本人主要责任”为由，不予认定工伤的，应当事实清楚、依据充分。在交通管理部门无法认定事故责任的情况下，事故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举证责任不应由劳动者承担。生效行政裁判错误分配举证责任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监督。人民检察院对于行政抗诉案件经人民法院审理作出的判决、裁定仍然存在明显错误、符合抗诉条件的，可以依职权跟进监督。
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全面审查卷宗的基础上，委托湖北省人民检察院补充调查，走访公安交通大队，与处理事故民警沟通交流等，并询问经营部用工者谢某。最高人民检察院办案人员当面听取李某意见，现场查看路况和环境。2021年6月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抗诉认为：再审法院认定李某系下班途中受伤，案涉交通事故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举证责任由李某承担，不符合法律规定。其一，李某已承担其应当承担的证明责任。市人社局不予认定李某构成工伤，应当提供李某符合不予认定工伤的依据。再审法院认定案涉交通事故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举证责任由李某承担，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关于行政机关应当对其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的法律原则。其二，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的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有认定工伤的行政职权以及对相关事实调查核实的职责。本案中，市人社局未尽到对相关事实调查核实的职责，依据公安交管部门事故证明，认定李某受伤害为单方事故，从而以不能认定为非本人主要责任，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该认定缺乏事实依据。其三，李某发生交通事故受伤与外出工作具有高度关联性。李某因完成单位领导指派的工作任务造成工作时间和路线的改变，相比于一般正常工作时间给其带来更多不确定的风险，而且没有证据显示李某返程回家途中存在从事与工作完全无关的个人活动，此种风险与外出工作具有相当程度的因果关系，风险的后果让李某承担有违公平合理原则。
新京报讯（记者张静姝 通讯员吴昆）郑女士与周先生系夫妻关系，双方育有一子小周。2023年，郑女士因感情不和起诉离婚。周先生随后搬出双方居住房屋，并在郑女士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小周带走，此后，郑女士无法正常探望、抚养孩子。为此，郑女士以其监护权受侵害为由，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行为禁令。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日前经审理，认定郑女士的申请符合发出人格权侵害行为禁令的法定条件，裁定周先生立即停止对申请人郑女士监护权的侵害。新京报记者了解到，申请人郑女士称，她与周先生于2017年登记结婚，2019年双方育有一子小周。2023年，因与周先生感情不和，她起诉离婚。周先生在未与她协商的情况下擅自带走小周，并以各种借口阻碍她看望孩子，甚至将孩子藏匿。郑女士认为，周先生强行暴力抢走并藏匿未成年孩子，严重损害了她对孩子的监护权和行使家庭教育的权利，也侵害了孩子的合法权益，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据此，依据法律规定，郑女士请求法院依法裁定周先生立即停止侵害其监护权。周先生辩称，不认可郑女士的请求，其与郑女士因感情不和于2023年开始分居，双方分居后由他抚养婚生子，其父母协助抚养。在此期间，他通过视频方式保证了郑女士的探望权及监护权，并非郑女士所述的阻止与孩子交流，郑女士申请禁令不具有现实紧迫性的条件。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夫妻双方平等享有对未成年子女抚养、教育和保护的权利，共同承担对未成年子女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父母双方对未成年子女享有平等的监护权。监护人依法履行监护职责产生的权利，受法律保护。此案中，小周尚未成年，郑女士与周先生作为小周的父母，均系小周的监护人，享有监护权。根据庭审中双方陈述及郑女士提交的聊天记录，郑女士自双方分居后并未直接抚养婚生子小周，且周先生拒绝告知小周的具体住址。周先生虽辩称已通过视频方式保证了郑女士对于小周的探望权及监护权，但在双方就子女抚养问题未达成一致意见的前提下，仅通过视频方式无法保障郑女士的监护权。双方分居后，郑女士作为小周的母亲无法直接行使抚养、教育及保护的权利，侵害了郑女士作为小周监护人所享有的权利。孩子的成长过程只有一次，如不对周先生侵害郑女士监护权的行为予以制止，不利于保护郑女士与子女间的亲子关系，不利于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郑女士的申请已符合法律规定的发出人格权侵害行为禁令的条件，法院裁定周先生立即停止对郑女士监护权的侵害。编辑 彭冲 校对 付春愔
让基层干部难题有人解、干事有人帮，变“单打独斗”为“合力攻坚”。曲靖市制定有关指导意见，通过“乡镇（街道）申报、县乡面对面商议、县级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委员会审定”，定期梳理确定“一件事”清单；采取依事建模方式，每个“一件事”模块由1名县级牵头领导、县级牵头部门、县级责任部门和乡镇街道组成，牵头部门负责制定工作实施方案并编制流程图，对每项“一件事”实行全链条闭环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