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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强调要严格办案程序，对个案受理、类案受理、调查核实、处理决定、提出检察建议、终结审查、移送有关部门处理、办理期限、跟踪反馈、请示报告和备案、参照办理细化了要求。人民检察院行政检察部门在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反向衔接工作中，发现行政主管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行使职权的，或未成年人检察、知识产权检察等综合履职部门在履行职责中发现行政违法行为监督案件的，均依照《意见》办理。
三是坚持由表及里。准确把握实质法律关系是抽丝剥茧、察微析疑的过程。特别是针对刑事、民事、行政法律关系相互交织的案件，必须由表及里，加强深层次、实质性监督。关于刑事与民事交叉案件，如果不能把握实质法律关系，就很难准确区分民事侵权、民事违约等与刑事犯罪之间的界限，很难甄别罪与非罪的界限。尹某等人承建某公司工程，后因该公司与银行存在借贷纠纷，法院依法对作为抵押物的涉案工程土地进行司法拍卖。尹某和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覃某等合谋，以伪造工程资料、虚增工程造价等方式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优先受偿，获得判决支持。之后，涉案公司股权结构发生变化，覃某不再担任法定代表人，尹某等人多次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虚增工程款，并实施了阻止进场施工、聚集民工闹访等行为。这个案件是典型的刑民交叉案件，既有工程建设、借贷、抵押、执行等民事法律关系，也有诈骗、寻衅滋事等刑事法律关系。这个案件本来是作为民事案件处理，检察机关受理被害方控告后，坚持“先刑后民”，准确认定实质法律关系是诈骗犯罪，依法立案监督，同时查明尹某等人还涉嫌恶势力犯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这个案件中，主要是防止把刑事犯罪当作民事纠纷处理，实践中还要防止把民事纠纷当作刑事犯罪处理，重点加强涉企经济犯罪案件的立案和侦查活动监督，实质审查是否存在利用刑事手段插手民事经济纠纷的情形，特别是要抓住跨区域违法抓人、违法“查扣冻”财产等典型，依法监督纠正不当行使公权力问题。
会议指出，要完善制度机制。要坚持“当下治”与“长久立”紧密结合，在建章立制上持续发力，把制度的“篱笆”扎得更紧更密。要在党章党规党纪的框架下，结合队伍管理中暴露出的深层次问题，完善更加严密的管理规范、条例条令，对工作、生活中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划清底线、红线。要压紧压实各级党组织主体责任，加强职能监督与纪检监察专责监督协作配合，优化公安特色大监督工作格局。
四是法律规定和司法政策的关系。司法政策是法治精神在司法实践中的延伸，具有指导法律适用的重要作用。实践中，有的法律规定比较原则，但检察履职办案又相对具体、精细，办案人员缺乏明确而有针对性的指引。这就需要统筹落实法律规定和司法政策。刑法第3条、第5条分别规定罪刑法定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刑事诉讼法第2条规定“尊重和保障人权”；检察官法第5条进一步规定“检察官办理刑事案件，应当严格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些法律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落实，就需要通过司法政策的引导、规范。宽严相济是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要求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罚当其罪。对于严重暴力、黑恶势力等犯罪，要始终保持“严”的震慑，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同时，对社会危害性较小、主观恶性不深、认罪认罚的，要依法从宽，积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轻罪治理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刑事犯罪总量增长，但增长的主要是轻刑案件。2003年至2023年，检察机关起诉严重暴力犯罪从17.4万人降至6.1万人；“醉驾”、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以及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等犯罪大幅上升，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占比从59.9%升至82.3%。2023年，按照中央政法委统一部署，最高人民检察院会同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司法部出台了《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统一了全国醉驾执法司法标准，形成行政处罚与刑事追究梯次衔接的醉驾治理体系。下一步，将借鉴“醉驾”治理经验，加强对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以及非法捕捞、非法狩猎等犯罪的治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