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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违法行为人张某（男，25岁）于18时许到达现场，在未目睹经过、未经核实的情况下，通过网络社交平台发布“老太太给了几巴掌”“司机是个老头”“让小伙子赔一万”“老头子老太太放走了”“老太说儿子是市长”等不实言论，造成不良影响；违法行为人饶某某（男，20岁）在未目睹经过、未经核实的情况下，通过网络社交平台进行直播，散布不实言论，公安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的相关规定，依法对二人处以行政拘留处罚。
新京报记者了解到，在“捍卫·2024春夏平安行动”中，北京朝阳公安深刻把握“解民忧、暖民心、为民意”的工作内涵，坚持“有力度更有温度”的工作理念，在每一次紧急救助、抢险救援及寻人寻物中，让群众感受到安全感和获得感。三岁孩童走失，民警耐心引导帮忙找家4月底，垡头派出所接群众报警称，发现一个小男孩独自在街上走，身边没有大人，好像是找不到家了。民警李一帆火速赶到现场，找到了正在“轧马路”的3岁男孩小宇。民警询问他家在哪里、怎么没有父母在身边，然而不管怎么问，孩子只有一句话，“我住在北京。”民警抱着走失的孩子寻家。 图源：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为了得到更多线索，李一帆耐心地与孩子沟通，“你知道叔叔是干什么的吗？叔叔是警察，不要害怕，告诉叔叔怎么联系你爸爸妈妈。”经过交流，小宇说虽然不知道家所在的小区叫什么，但知道小区的房子长什么样。李一帆见状，立马抱起孩子带他找家。在民警的引导下，很快小宇就认出了自家所在的小区，并带着警察来到了家门前。李一帆上前敲门，发现家中无人。正当他准备先带孩子回派出所时，看见一位女士急匆匆地跑了过来——这正是小宇的妈妈王女士。当天小宇和妈妈出去玩时走失，王女士寻不见孩子，连忙把消息发给亲朋，请大家帮忙寻找，自己在周边找了一圈后，便赶回家来看看小宇是否独自回家，正好碰到民警带着小宇来到家门口。经核对无误后，李一帆将小宇交给王女士，并嘱咐她带孩子出门时，务必要让孩子处于自己的视线范围内。平时要教孩子记熟家长的联系方式，必要时孩子可以向民警求助联系家长。女子留信欲轻生，民警连夜找人耐心安抚“我感到很难受，没法排遣，现在觉得好累，你们就当我任性，出远门玩去了……”一天夜里，来广营派出所接到居民吴女士报警，称其姐姐小恬留下一封信后就联系不上了。而且据姐姐的室友说，她把手机、手表等物品都留在了家里，看样子是不想大家联系到她。来广营派出所立即部署警力进行查找，可小恬既没带手机，也没什么常去的地方，这让搜索难度加大。民警荣志海来到小恬家中，一边向其室友了解情况，一边看看能否得到一些有用的线索。看到小恬留下的物品，荣志海突然想到，“没带手机没带钱包，那就结不了账，坐不了公交地铁，走不远。”他立马带小恬的室友出门寻找，并将情况向派出所里进行了通报，来广营派出所马上发动小恬住处周边警务站及小区保安员、治安志愿者共同展开寻找。这时有线索传来，离小恬住处不远的一地铁站外，有群众称看到一个神色憔悴、步履缓慢的女子。荣志海马上驾车赶到，经小恬室友辨认，这正是小恬。荣志海告诉记者，当时小恬意识模糊，身体有些摇摇欲坠，见其状态不佳，他马上将她扶上警车，驶往最近的医院。来到医院后，民警马上帮小恬挂号，又联系上吴女士，告诉她姐姐已经找到。凌晨4时，荣志海的手机再次响起，吴女士来电说，姐姐已无大碍，她们现在已经回家。民警帮助失主找回手机。 图源：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居民手机丢失，派出所“寻物能手”仅用90分钟寻回几日前，小武基派出所接到刘先生报警称手机不慎丢失，希望得到民警帮助。根据事主刘先生对手机丢失时地点的回忆，民警杜兆华立即开展查找。杜兆华连续走访了几处点位，却没有什么收获。一筹莫展之际，有群众提供线索称，在某村东口附近，曾看见一个骑三轮车的女子从地上捡起一部手机，而刘先生之前恰好经过那里。杜兆华随即在某村东口周边挨个查访，很快就找到了该女子。杜兆华向其说明情况，了解到该女子姓赵，平时就在这里卖水果，捡到刘先生的手机后便想着失主可能会来找。经核对无误后，手机物归原主，此时距刘先生报警仅过去90分钟。朝阳民警为民服务，获得群众送来的锦旗。 图源：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据朝阳警方介绍，54岁的杜兆华，是派出所同事们公认的“寻物能手”，仅在2023年，他就为群众找回遗失手机7部及一批电动车、电瓶、手表、手包等物品。几年间，他收到的锦旗已经挂满了一间办公室。新京报记者 吴梦真编辑 刘倩 校对 张彦君
本案系党的十八大以来较早纠正和赔偿的具有标杆意义的刑事冤错赔偿案件。人民法院坚持对刑事冤错案件有错必纠并对受害人依法及时充分赔偿，体现了国家追求司法公正与不断推动法治文明进步的鲜明态度。本案中，人民法院坚持“改、赔”紧密衔接，再审改判后即向张辉、张高平公开道歉，收到赔偿申请十五日后即作出国家赔偿决定，被评价为“赔得快也是一种正义”“赔得快对蒙冤者也是一种慰藉”。同时，人民法院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张辉、张高平被错误定罪量刑、刑罚执行和工作生活受影响等具体情况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这些积极作为和探索，为推动国家赔偿案件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相关指导意见的出台，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二是厘清主次矛盾。实质法律关系往往蕴含在众多法律事实、法律关系之中，只有分清哪些是主要矛盾、哪些是次要矛盾，把起主导和支配作用的实质法律关系理出来、把握住，才能准确适用法律。刑事诉讼监督中，涉及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一罪与数罪等区分问题，都与实质法律关系判断密切相关。正确处理牵连犯、想象竞合犯等罪数关系问题，必须找准对案件定性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实质法律关系。比如，为了实施诈骗犯罪而伪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既涉及诈骗罪，也涉及伪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这种情况下，伪造行为是实施诈骗的手段，实质法律关系就是诈骗犯罪，应按诈骗罪从重处罚。民事诉讼监督中，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强调，“要加强民事检察工作，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畅通司法救济渠道，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民事诉讼监督案件经历多轮诉讼，法律关系往往错综复杂，检察机关就要找准实质法律关系。比如，外卖骑手权益保障面临不少新问题。用人单位和服务外包公司签订外包合同，服务外包公司再和劳务公司签订劳务派遣合同，最后由劳务公司和外卖骑手签订承揽合同。劳动关系层层转包成了承揽关系，而两种法律关系在权益保障方面存在明显区别。根据法律规定，在劳动关系中，劳动者在工作中受伤，经认定属于工伤，就可按照工伤程序以及工伤保险待遇要求赔偿；在承揽关系中，承揽人在工作中受伤，定作人不承担侵权责任。究竟属于哪种法律关系，就需要在案件办理中，结合全案情况作出实质性判断。行政诉讼监督中，既涉及行政行为，也涉及行政诉讼，有的还涉及民事法律关系。行政诉讼法规定行政诉讼可以一并审理民事争议。检察履职办案要从整体上把握案件焦点，不仅要判断行政行为、行政审判是否依法有据，还要理清民事法律关系，维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检察院会同全国妇联发布了6件维护农村妇女涉土地合法权益典型案例，其中有个案例：支某父亲去世后，支某的弟弟向当地自然资源部门申请，将父亲名下宅基地使用权变更登记到了自己名下。之后，支某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为其弟弟颁发的集体土地使用证，但一审、再审均被驳回。在这个案件中有行政行为、行政诉讼，但究其实质是侵犯了支某作为宅基地继承权共有人的权利。这就是监督的重点。检察机关依法提出抗诉，得到法院支持。公益诉讼检察中，实质法律关系就是公益损害事项及其“可诉性”。“可诉性”基本要素包括有适格诉讼主体，有公益损害事实，有法律明确授权等；行政公益诉讼，还应当有行政违法行为，包括违法履行职责或不依法履行职责。只有把握好这些要求，才能切实提升办案精准性、规范性，更好担负起“公共利益代表”的神圣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