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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执法问责制度形同虚设。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公共政策与政治学教授艾米·莱尔曼和霍普金斯大学政治学教授维斯拉·韦弗合著的《逮捕公民：美国犯罪控制的民主后果》一书指出，美国警察部门一贯排斥公民对其执法行为合法性的质疑，对警察违法行为进行责任追究的机制形同虚设。(注23)华盛顿大学学者伊芙·伍尔和莫森·纳哈维在国际医学期刊《柳叶刀》发表论文指出，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官方死亡统计数据库中，超过一半的警察杀人事件被错误地标记为“一般凶杀或自杀”。(注24)《纽约时报》网站2023年1月31日报道指出，美国警察内务部门往往更热衷于为同僚开脱罪责，而非对不当行为开展调查，致使警察难以受到追责。警察工会不遗余力地攻击批评者，为不良行为者开脱。(注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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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最准的公开资料“我国司法机关从慎用死刑理念出发，坚持宽严相济政策，在多个严重职务犯罪案件中宣布适用终身监禁，从而减少了死刑的运用，但对于严重腐败犯罪，死刑条款并未休眠，更未沉睡，它始终高悬于腐败犯罪分子的头上。”知名刑法学者、西南政法大学校长林维曾撰文表示，慎用死刑并不意味着不用死刑，按照“两高”有关司法解释规定，贪污、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可以判处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