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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副院长、教授金志峰指出，实施清单管理，可为学校办学治校立标尺、明规矩，拉直规范红线，筑牢制度堤坝，有效推动办学治校循规律、明底线、守规则。《通知》秉持法治原则，坚持依法治教，将各类教育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政策文件中以学校为行为主体的禁止性规定列入规范管理负面清单，提出十二项“严禁”，范围覆盖学校办学治校各个方面，这些“严禁”并不是新政策、新要求，而是以底线标尺的形式重申，提醒地方、学校、教师进一步重视，并抓落实、见成效。
“政协服务改革是营商环境建设的主题主线，营商环境是有为政府促有效市场的重要载体。”山东省政协常委，济南市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山东省委会副主委刘霞建议，山东聚焦数字化，推动技术“深度嵌合、增势赋能”。“居民码、企业码、电子印章等使用一定程度提升了办事便利度，建议持续深化数字技术在政务服务领域的应用，完善数据共享开放机制。”
天台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在王某组织卖淫案中，浴场经理（因犯协助组织卖淫罪被判刑）和茅某互相推诿，均称浴场由对方管理，双方存在利害关系，故浴场经理证言证明力弱，且没有客观性证据，证明茅某主观明知的证据不足，于2019年9月20日作出不批捕决定，并提出补充侦查意见，要求公安机关调取合同等客观性证据，进一步查明卖淫活动商谈过程。天台县公安局补充调取出纳的证言，证明茅某负责浴场管理和资金结算。
（一）审查认定犯罪应当依法准确把握是否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本质特征。准确区分罪与非罪、违法与犯罪的界限，要善于从纷繁复杂的法律事实中准确把握实质法律关系，善于从具体法律条文中深刻领悟法治精神，善于在法理情的有机统一中实现公平正义。理解把握“多次盗窃”的规定，应坚持实质解释，不能简单认为只要“多次盗窃”就一律作为犯罪惩处。一方面应遵循“多次盗窃”与“数额较大、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具有相当的危害性；另一方面要把分则与总则结合起来理解，根据刑法第十三条的规定，进一步审查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和是否应予刑罚处罚。对“多次盗窃”的，可以结合行为人实施盗窃的动机、目的、时间、地点、手段、对象、数额等情节综合判断是否认定为盗窃罪。如具有以破坏性手段多次盗窃的，以盗窃为业的，曾因盗窃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行政处罚又多次盗窃的，多次盗窃残疾人、孤寡老人财物等情形的，应当以盗窃罪依法追诉。对于虽然多次盗窃，但行为人属于贪图小利、顺手牵羊，盗窃少量财物、价值较小的，应当认定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