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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在升学、绩效和功利主义等错误片面教育价值观诱导下，各地基础教育管理一定程度上出现了育人方向偏差、制度不健全、规范乏力、管理失序等状况。”石中英认为，这种状况往往导致广大人民群众对基础教育办学过程中各种问题的抱怨，影响学校教育教学工作和全体青少年的健康发展。教育部办公厅下发《意见》就是为解决这一事关我国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瓶颈问题，提升新时代基础教育治理水平和能力，优化基础教育良好生态。
《意见》指出了检察机关在履行行政诉讼监督职责中开展行政违法行为监督应当坚持的原则，即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规范监督、坚持精准监督、坚持监督与支持并重、坚持推进协同监督。要恪守法律监督职能定位，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尊重行政权运行规律，坚持有限监督，准确把握在履行行政诉讼监督职责中行政违法行为监督的范围、方式和程序，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实行案件化办理，遵循谦抑原则，不介入正在进行的行政程序，不代行行政权力，不替代行政诉讼。
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明知”的认定，应当结合行为人的职业性质、认知能力、赃物形态、收购价格、所获收益等综合判断。人民检察院办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件，应当根据案件具体事实、情节、后果及社会危害程度，结合上游犯罪的性质、上下游犯罪量刑均衡等综合判断，决定是否追诉、是否认定为“情节严重”。上级人民检察院办理不批捕复核案件，发现下级人民检察院复议决定有错误的，应当依法予以纠正。
针对韩外长5月初访华的时机，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王俊生认为，赵兑烈选择该时间点是基于两点考虑：其一是韩国当前的政治格局要求，需与中国进行对话。“特别是韩国企业界认为，中国是韩国的最大贸易伙伴，韩经贸面临诸多问题，韩政府需要与中国改善关系”。其二，韩国作为今年中日韩合作轮值主席国，想尽快推动重启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为此需要得到中国支持，来访可就此进行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