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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合同中，还涉及了当初知润公司和紫青公司的合伙协议，约定“原甲方于2018年2月4日与紫青公司签订的合伙协议，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自行解除”、“甲方放弃七彩公司45%股权，并于2020年9月30日之前办理工商变更登记”。阜阳中院后来认定，这是知润公司法定代表人李良华，作为腾飞公司法人再次在合同中明确表示“放弃七彩公司45%股权”。
新业态跑出“加速度”。最近，从事跨境电商贸易的美国进口商布兰登来到广东广州。此前，通过阿里国际站，布兰登将中国生产的儿童玩具销售到美国，年营收2000万美元左右。“今年我们计划拓展行李箱、户外帐篷等25个新品类，目标营收同比增长20%。”布兰登表示，中国的跨境电商发展很快，为境外客商采购中国商品打开了新大门。
近些年，常有从事海外代购的货主与走私团伙牵扯不清。这些犯罪团伙利用便利的通关条件，雇佣“水客”频繁来往于口岸之间，通过蚂蚁搬家的方式，把货主代购的货物或者禁止、限制进出境的物品“化整为零”，以穿戴、携带等方式走私入境，货物入境后再“变零为整”，交由境内货主进行分销或自用。通过走私犯罪团伙走私货物，不仅团伙成员、“水客”构成走私犯罪，委托走私的货主也可能会被认定为走私犯罪的共犯。近日，新京报记者获悉，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审结四起委托走私犯罪团伙运输海外奢侈品入境案件，涉案货主均被以走私普通货物罪定罪处罚。走私入境的货物。 图源：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为赚取高额收益，多人通过“水客”团伙走私入境、偷逃关税新京报记者了解到，几年前，刘某为了贴补家用，做起了海外代购生意。如果通过正规渠道将货物运送入境，需要缴纳相应的关税，这也会导致海外代购所具有的低价优势不复存在，其所能获得的代购利润也会被压缩。正为此事犯愁的刘某偶然得知某物流公司可以低价从香港将货物转运至内地，每件货物仅收取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的“带工费”。虽明知偷逃关税违法，但在走私带来的高额收益面前，刘某还是选择与该物流公司合作，通过“水客”将货物运送入境。截至被抓获，刘某共计偷逃税款19万余元。在另外两起案件中，被告人徐某、宋某与刘某情况相仿，同样是为了赚取高额的代购利润，他们将在海外购物平台购买的货物运至走私犯罪团伙在香港或澳门的揽货地址，再由走私犯罪团伙雇佣的“水客”走私入境。截至被抓获，徐某共计偷逃税款31万余元，宋某共计偷逃税款29万余元。张某与上述三人不同，其走私货物并非为了销售，而是为了“打版”（指将服装创意设计图转化为具体的样板）。张某为某服装厂老板，其经常在国外购买各式名牌服装回国“打版”，而后生产大牌同款服装进行销售。由于购物量较大，为了降低成本，张某也选择通过走私犯罪团伙将所购买的商品走私入境。截至被抓获，张某共计偷逃税款47万余元。涉案走私犯罪团伙被打掉之后，货主刘某、徐某、宋某、张某随即被查，并被提起公诉。伙同他人走私普通货物进境，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北京四中院先后对四起案件进行了审理。因四名被告人均存在故意违反国家法律法规，逃避海关监管，伙同他人走私普通货物进境的行为，偷逃应缴税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依法应予惩处。但四名被告人到案后均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自愿认罪认罚，并主动补缴税款，认罪悔罪态度较好，依法应予以从轻、从宽处罚。最终，北京四中院分别判处刘某拘役五个月，缓刑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徐某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五万元；宋某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张某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法官提示，代购或者是在境外购买商品回国自用、送人的行为本身并不违法，是否违法取决于商品是否经过申报或者缴纳税款。上述案件被告人通过走私犯罪团伙将货物走私入境，与走私犯罪团伙具有共同实施走私犯罪的意思联络，因此被以走私犯罪的共犯论处。根据《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走私货物、物品偷逃应缴税额较大或者一年内曾因走私被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后又走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偷逃应缴税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根据两高《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的规定，走私普通货物、物品，偷逃应缴税额在十万元以上不满五十万元的，应当认定为 “偷逃应缴税额较大”，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偷逃应缴税额不足十万元的，不代表不违法。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对进出境的个人物品，海关会按照“自用、合理数量”的原则查验放行。一般来说，居民旅客（短期多次往返旅客除外）在境外获取的总值不超过人民币5000元、数量合理的自用物品，海关会予以免税放行，超出免税额规定范围需主动申报纳税。若未主动申报纳税，则需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新京报记者 慕宏举编辑 彭冲 校对 杨许丽
二是厘清主次矛盾。实质法律关系往往蕴含在众多法律事实、法律关系之中，只有分清哪些是主要矛盾、哪些是次要矛盾，把起主导和支配作用的实质法律关系理出来、把握住，才能准确适用法律。刑事诉讼监督中，涉及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一罪与数罪等区分问题，都与实质法律关系判断密切相关。正确处理牵连犯、想象竞合犯等罪数关系问题，必须找准对案件定性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实质法律关系。比如，为了实施诈骗犯罪而伪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既涉及诈骗罪，也涉及伪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这种情况下，伪造行为是实施诈骗的手段，实质法律关系就是诈骗犯罪，应按诈骗罪从重处罚。民事诉讼监督中，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强调，“要加强民事检察工作，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畅通司法救济渠道，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民事诉讼监督案件经历多轮诉讼，法律关系往往错综复杂，检察机关就要找准实质法律关系。比如，外卖骑手权益保障面临不少新问题。用人单位和服务外包公司签订外包合同，服务外包公司再和劳务公司签订劳务派遣合同，最后由劳务公司和外卖骑手签订承揽合同。劳动关系层层转包成了承揽关系，而两种法律关系在权益保障方面存在明显区别。根据法律规定，在劳动关系中，劳动者在工作中受伤，经认定属于工伤，就可按照工伤程序以及工伤保险待遇要求赔偿；在承揽关系中，承揽人在工作中受伤，定作人不承担侵权责任。究竟属于哪种法律关系，就需要在案件办理中，结合全案情况作出实质性判断。行政诉讼监督中，既涉及行政行为，也涉及行政诉讼，有的还涉及民事法律关系。行政诉讼法规定行政诉讼可以一并审理民事争议。检察履职办案要从整体上把握案件焦点，不仅要判断行政行为、行政审判是否依法有据，还要理清民事法律关系，维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检察院会同全国妇联发布了6件维护农村妇女涉土地合法权益典型案例，其中有个案例：支某父亲去世后，支某的弟弟向当地自然资源部门申请，将父亲名下宅基地使用权变更登记到了自己名下。之后，支某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为其弟弟颁发的集体土地使用证，但一审、再审均被驳回。在这个案件中有行政行为、行政诉讼，但究其实质是侵犯了支某作为宅基地继承权共有人的权利。这就是监督的重点。检察机关依法提出抗诉，得到法院支持。公益诉讼检察中，实质法律关系就是公益损害事项及其“可诉性”。“可诉性”基本要素包括有适格诉讼主体，有公益损害事实，有法律明确授权等；行政公益诉讼，还应当有行政违法行为，包括违法履行职责或不依法履行职责。只有把握好这些要求，才能切实提升办案精准性、规范性，更好担负起“公共利益代表”的神圣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