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善若水”办公的二楼，正赶上铁西区司法局一级调研员韩兆廷、法宣科负责人贾兴有为他们挂“人民调解”的牌子。“年初以来，司法局党组和工作人员对这类公益性人民调解组织给予大力支持，从而进一步丰富了调解室功能，真正形成与社区调委会、司法所、派出所、法院立案庭、基层法律服务所、‘法律明白人’多元联动化解基层矛盾的新格局。”韩兆廷说。“挂牌后，我们在普法、调解矛盾纠纷等服务群众方面，有压力，有责任，也更有动力了。”高聪高兴地说。记者了解到，今年2月，在沈阳市司法局和铁西区司法局推动下，“善若水”公益调解工作室成立，高聪和9名成员正式成为专职人民调解员。

      为什么各地差别比较大？关键就是看检察官是否积极努力、克服困难做好工作。适用认罪认罚程序，在审查起诉阶段实际上给检察官增加很多的工作量，包括以事实、证据、法律及有关案例教育、引导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这一工作，以前是诉至法庭后，主要由法庭去做。同时，还须请律师参与、阅卷，共同协商，达成一致，对检察官提出的量刑建议，与嫌疑人都予认同。同时还要做好被害人方面的工作，形成谅解、认同。这些工作量大、事难。从认真贯彻国家法律、实现公正和效率、真正化解矛盾，特别是履行好检察机关职责的角度出发，最高检提出适用率要达到70%左右。经过各地的努力，目标基本达到，不少地方到2019年12月份，单月全国的平均适用率达到了80％，2020年以来平均适用率已经达到了85％。比较高的适用率是可以实现的，这是基于我国刑事案件的实际情况、结构，在司法实践中提出的合理的目标要求。澳门人威尼斯3966

      新京报讯（记者张静姝）近年来，随着用工形式和用工主体的多元化，劳动争议案件呈现出新特点。近日，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发布了大兴区劳动争议案件审理情况，并发布了典型案例。 丙某于1995年入职某设备公司，岗位为车工，双方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工资为计件工资，某设备公司的《员工手册》规定，公司根据工作需要以及员工的实际能力，对于工作地点、工作内容可作适当或临时性调整，工作地点包括但不限于公司注册地、经营地以及单位相关业务开展地。 2018年，某设备公司原厂址搬迁至外地，北京的新厂区无车工岗位，同时丙某因病假持续未到岗。2019年2月，某设备公司向丙某发送了返岗通知，丙某申请休病假至11月，其间，某设备公司支付了病假工资。2019年11月病假到期后，某设备公司再次通知丙某返岗，到同园区的关联公司继续干车工岗位，计件工资。丙某表示调岗不能降薪，拒绝到新岗位报到。2019年11月至12月，丙某持续到某设备公司人力资源部打卡，但未提供劳动，其间，某设备公司每月按待岗工资标准向丙某发放工资。2020年，丙某通过申请仲裁方式提出离职，解除劳动合同的理由是公司克扣工资，要求公司支付工资差额及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后丙某不服仲裁裁决起诉至法院。 法院生效判决认为，某设备公司因厂房搬迁的客观原因无法安排丙某在原厂址原岗位工作，故协调丙某在关联公司其他车间岗位上班，但丙某拒绝到岗从事新岗位工作，双方对调岗未达成一致，劳动合同约定了计件工资，员工手册也约定了调岗条款，丙某应受劳动合同和员工手册约束，因此某设备公司调岗、主张计件工资不违反劳动合同及员工手册约定，属于企业经营自主权范围。在上述情况下，某设备公司按待岗工资标准发放工资，不违反法律规定，且双方对于2019年12月的工资异议是因对年假是否包含休息日的天数计算产生，经法院核算，某设备公司不存在拖欠工资的情况，故对丙某要求某设备公司支付工资差额及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法官解析，企业搬迁涉及职工的基本利益，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劳动合同中宽泛约定工作地点是“全国”“北京”等，如无特别情况，应属于约定不明。劳动者在签订劳动合同后，已经在实际履行地点工作的，视为双方确定具体的工作地点。用人单位不得仅以工作地点约定为“全国”“北京”为由，无正当理由变更劳动者的工作地点。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劳动合同中明确约定用人单位可以单方变更工作地点的，仍应对工作地点的变更进行合理性审查。 具体审查时，除考虑对劳动者的生活影响外，还应考虑用人单位是否采取了合理的弥补措施（如提供交通补助、班车），是否存在降薪等。如用人单位调岗不具有合理性，劳动者可采取正当手段表达诉求、维护合法权益；如用人单位调岗具有合理性，但劳动者拒绝履行劳动合同构成旷工的，可能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编辑 刘倩 校对 翟永军澳门人威尼斯3966

      第二届全国乡村振兴职业技能大赛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贵州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以“展技能风采  促乡村振兴”为主题，围绕农村实用技能设置砌筑、汽车维修、农机修理等11个比赛项目，每个比赛项目均设置职工组和学生组，700余名选手参加全国决赛，获得奖牌的选手将按有关规定晋升职业技能等级。澳门人威尼斯3966（撰稿：丁馥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