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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关键环节，加大处置力度。加大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治理力度，紧盯项目招采、目录编制、价格确定、项目申请、新药申报、回款结算等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的医药领域风险，聚焦虚开发票、虚假交易、虚设活动等形式违规套取资金用于实施不法行为，保持打击高压态势。严查假借各类会议、捐赠资助、科研合作、试验推广等形式捆绑销售、“带金销售”中的违法违规行为。
这给了我一片丰沃的学术田野，在这样一个活生生的“实验室”中，我切身感受到了政府、企业、行业协会、专家、媒体在风险规制中的作用，也为我思考行政法总论提供了一个又一个鲜活的实例。而我一直试图将药品行政法或药品监管作为行政法学总论研究的“试金石”或“参照领域”，一方面试图借助比较行政法的工具，借助政府规制与公共治理的理论，对药品监管中的诸多论题进行研究；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行政法分论与总论的互动，发挥印证与反思功能，来推动行政法学总论的持续改革。感谢监管部门和产业界对我的滋养，使得我有了这样独特的“一亩三分地”。
长期以来，我国法学院校中从事药品法研究者可谓寥寥无几，但真实世界的学术命题和实践课题却无穷无尽。“如此重要的国计民生领域，如果没有学者坚持深挖，如何回应现实真问题？”宋华琳坦言，中国药品法治一直“在路上”，自己之所以从事药品法研究，或有使命感的因素，希望能够继续深耕，“我不敢说自己能做多少，但争取每年多少做一点”。
宋华琳：行政程序立法尚未形成统一完备的体系，公众参与、专家咨询、说明理由、听证等关键制度也缺乏统一的规范。此外，行政裁量权的基准制度需要进一步细化，包括量化本地区各行政执法行为的裁量范围、种类和幅度，并公开对外。同时，需要全面梳理、规范和精简执法事项。在行政执法中，如何认定事实、适用法律也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